[羅大佑]首頁/面對大佑/羅大佑:你為誰歌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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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隔兩年半,羅大佑再次到大陸開演唱會。如果說當初的《圍爐》給我們的是一種久違的感動,那么時下的《之乎者也》則更像是一次執著的追問:我們為什么會像現在這樣?我們感覺幸福嗎?我們仍舊能夠確認自己是誰嗎?50歲的羅大佑,眼鏡的顏色明顯變淺了,當他終于能夠坦然面對公眾的逼視時,提出的問題卻仍舊犀利無比,甚至當他自己希望回到中國的傳統中得到答案時,也一次次空手而歸。

《之乎者也》的變與不變

《名仕》:從1980年代的《童年》到現在的《美麗島》,世事已然經過了“現象的72變”,但是你的歌對于中國兩岸四地來說,每次都引發了很多的共鳴。就此,我們想知道一點:在當下的時間,從2003年的《圍爐》到2005年的《之乎者也》,體現了你的怎樣一個想法?

羅:從《圍爐》到現在兩年半多,其實講句實話,我自己可能不會有改變,但是大環境改變得很厲害。2003年2月18號我開始籌劃北京演唱會,正是SARS開始的時候,接下來的那個禮拜正好是……不對,是下一個月,3月18號,那個時候我看電視,布什對著鏡頭講,再給伊拉克兩天時間,兩天不撤出巴格達,就開打。我們都盼著,不能動,不能動,但接下來就是戰爭開打,然后是SARS進入北京,我公司是4月26號休假,然后我去了香港做一個電影節的評審,來來去去。然后一直到去年,“3·19”槍擊事件,再后來恐怖事件一直在搞……我講這些并不是要拖長這個議題,我相信人是一直在跟著環境在改變。現在這些將軍(指2005年8月號《名仕》雜志,封面是14位老將軍的合影,編者注)都在這邊,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不用打仗了。我想經過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后,全世界都意識到戰爭的可怕。伊拉克戰爭中,除了這兩個國家會牽扯以外,全世界都會卷進去,總而言之,我覺得環境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,臺灣的改變其實不是很好,從去年的“3·19”事件到現在,大陸方面表現的要好一點,在這種改變之下,人能不能保證盡量不去改變自己的那種根?

《名仕》:以不變應萬變

羅:對,你自己所在的這種文化,我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沒有變得那么快。

《名仕》:你想通過這兩次演唱會傳達什么樣的感覺?

羅:《之乎者也》可能比《圍爐》要更真實一點。總的來講,我相信中國的歌曲文化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開發和挖掘。這里面最大的一個東西就是,中國的文字是象形的,這是全世界其他文字都不具備的一個特點,一個字,寫下去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象形、形聲、指示、會意、假借、轉注,這是六書,寫一個馬字,它有頭有尾,還有4條腿。這種文字本身的結構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溝通方式,而我們的溝通方式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的心態。網路是一種溝通的方式,每個年輕人在上網的時候,大家都會有一種虛擬實際的心態,大家都會走時尚,最流行的東西,手機變成必需品,以前大家沒有這種需要,你沒有必要一邊走一邊打電話,不是絕對必要的東西,他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態了,我剛才提出了,假如說我們的象形文字,我現在講的每一個字都是象形文字,它是一個字、一個字的,它不是Wonderful、beautiful,a、b、c一個個剪開來不是字。《之乎者也》就是要說我們怎么樣在自己的文化遺產里面,在新的時代里提煉出新的東西,會不會覺得很籠統?

《名仕》:那么,能不能這樣問你,從《圍爐》到《之乎者也》你想對自己的演藝生涯作一個定位,或者重新定位自己,即從一個歌者轉變成一個文化人?

羅:有,而且這次演唱會從配器到編曲都會有很多民族元素。在新聞發布會上,我就曾經說過,很多音效真的其實只要兩根弦就有。(大佑隨手用手里的吉他展示了兩根弦的優美和聲,這讓我們想起了用一根弦演奏《碧海潮聲曲》的黃藥師)它跟幾根不一樣,我們太習慣用西洋的那種和聲的方式,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面對太多的選擇,而不是說我們沒有音樂,其實現在有一個蠻可怕的感覺,現在我們遞過來遞過去的這些CD,越來越多是拷貝的,當CD錄下來的,而不是說上面一個歌手在表演。我們太多地用大量的加工音樂的手法去占滿它,如果已經多到了那種地步的話,我們可以選擇更少的方式更能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,確定我們自己是誰。

《名仕》:你現在談的是音樂的本身

羅:音樂本身含有強烈的一種認同,我們認同自己是什么樣的人,就像我剛才講的,這個音樂我們是用中文唱的,這個文字是老祖宗整個傳遞下來的,有幾千年。我剛才還在和朋友講,怎么樣把一種精神上的東西講出來,孔子當初修的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,聽起來很像老學究,然而第一個就是詩,詩就是一個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國風》。“國風”這個名字取得多好,“國風”就是民間的東西,從這里面兩千七八百年前的老先生就已經開始修民歌。

《名仕》:你是不是也想承襲他這種東西?

羅:我不敢說承襲,我只能講,我們在這個時代的東西太多元素可以用到了。我1993年的時候去北京的音樂研究所,他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征集到250000首民歌了,現在絕對不止。那么多的民歌素材,我們為什么要從country western、從rap、從西洋音樂中去找?這絕對是很大的一筆遺產,不是說我們就去賣老祖宗,我們自己動動腦筋,不能只靠技術手段,我相信人腦在這個時候是不可代替的。

矛盾與力不從心

《名仕》:你一直在強調用音樂去表達你的想法,有沒有考慮過這個世界有沒有音樂表達不了的東西?

羅:當然有。我會越來越覺得說,像電影音樂,因為他什么都可以做,當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多,越來越復雜,當它充斥在環境里面,什么都變成音樂的時候,我會覺得他的音樂反而不見了,太多了!絕大多數樂器,除了銅管樂器以外,絕大多數的樂器,是用木頭做的,我相信木頭是有生命的。比如鋼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橫笛,包括鼓,鼓面使用獸皮做的,它是要融入一種生命的,假如說,音樂不是來自于一種生命,慢慢會產生一種旋律的無力感。當它越是豐富的時候,就會越顯得無力,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。

《名仕》:那你在設法用音樂來表達你自己的過程中,有沒有力不從心的時候?

羅:力不從心?我一直在力不從心的狀態下!

《名仕》:為什么?大家覺得你的音樂里有一種很得心應手的感覺。

羅:那都是結果啦!你們沒有看到我多辛苦的樣子。大家可不知道。別講其他的,(他拿起幾上的2005年8月號《名仕》雜志,封面是14位老將軍的合影,編者注),這些將軍相一擺出來,年輕的時候人家怎么打仗的,怎么長征的,跨山越嶺幾千里路這樣跑,歲月寫在他們臉上,還有身上的彈孔,滿身傷痕。你不能只看到他們現在擺在這里的樣子。

《名仕》:你剛才說力不從心,我們從你的歌里面,和公開行為方面感到一種矛盾,這種矛盾的原因是什么?比方說,像你公開地剪斷琴弦,公開地撕毀護照,您是將這種行為當作是音樂的一部分,還是當你想用音樂去表達卻力不從心的時候才會出現的現象?

羅:我覺得很矛盾,剛才講力不從心,這也是我覺得自己力不從心。我對自己算滿意的一點是我還算努力,努力了才會力不從心。懶人不會力不從心。有個廣播電臺的主持人問我,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種渴望,我相信這種渴望本身就是讓你力不從心的感覺,你會渴望填補自己,因為渴了才會望,你要是喝的飽飽的,誰會渴望?

《名仕》:那你接下來的渴望是什么?能具體有個表述嗎?

羅:繼續不斷的學做人。

《名仕》:有些虛喲,這仍舊是一種不可言說的東西。

羅:孔子不是講嗎,三十而立、四十不惑、五十而知天命,你沒發現他的人生觀不斷地在不變嗎,你們現在還年輕,等到了一定的年紀,你們就會發現做人的方式其實一直在變。對世界的看法,整個大自然,整個環境、整個世界,都不斷在變。我相信如果說世界在變,個人也隨之在變,如果別人認為這個人不錯,旁邊人也舒服的話,這個就是一種努力。

《名仕》:你剛才談到有兩種狀態,第一種做自己的人,屬于私人行為;第二個是公眾行為。那你為什么要把自己的方式(比如說剪斷琴弦,撕毀護照)放置在公眾視野之下?

羅:這個我自己也很矛盾。因為,你要問,為什么沒有人做?假如我說,今天試試讓我們回到兩根弦,會不會大家去買吉他?而且越買越貴?我就曾經有20幾把吉他,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;第二個,那陣子不是美國要臺灣出兵去伊拉克嗎,得有人講話啊,因為這個不對嘛!兩岸之間好不容易好一點,你這樣一搞的話,這不干擾人家嗎。也許那時我自己情緒比較高,我覺得我在這里面肯定承擔某種使命,因為沒有人做,我就干了。政府要有一個底線,你不要過這個底線嘛!

《名仕》:用一句中國傳統的話講叫敢為天下先。

羅:這個我不敢講,起碼就是說,我有香港身份證,還有永久居留權。我不少那本護照吧,無論去那里我不少那個東西,回到一點,選擇不必那么多,我們的問題是選擇太多了。

知天命與傳宗接代

《名仕》:你剛才提到說你現在50而知天命,那您知天命的時候到底知道些什么呢?

羅:哇!大哉問!突然間想起一句很虛的一個回答,老子不是說嗎,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講出這句話我就不知道了。

《名仕》:我想無論作為聽者,還是讀者,大家多希望大佑先生來傳輸一些你所知道的東西,不僅是聽你的歌能得到一些人生的感悟,通過一些你的訪問文章也能得到一些感悟,所以還是想請你介紹一下知天命的時候的感悟。比如說,今天的訪問到這里,我們知道大佑先生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時候,有力不從心的時候,那力不從心的東西到底是什么?音樂之外的東西到底是什么?

羅:有所知,有所不知,因為這個問題要真的回答的話,可能我要3個鐘頭。(沉吟良久)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比別人做的多一點點羅,原因是我沒有小孩。很多父母無法做出像我做的事情都是因為他們有小孩,有小孩就有負擔嘛、就有生活的壓力嘛。你除了喂飽自己之外,還要照顧一個小孩子。

《名仕》:你覺得沒有小孩子是你真正的理由嗎?

羅: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理由,大家都忽略了傳宗接代的壓力,這個成本非常高。比如搭飛機回臺灣去,遇到臺風,飛機迫降,顛簸不停,砰砰砰砰,大部分人不敢死的原因不就是因為他(她)有小孩,不就是因為他(她)有愛嗎?而我就無所謂,老子就一條命。我現在學到的,你們都還沒有學到。

《名仕》: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,你之所以會寫《美麗島》、會做那些公開的事情,就是因為你沒有小孩

羅:我想一半一半吧,一半是因為沒有小孩,一半是為了臺灣(人)。得有一種聲音,說我是什么樣的人,你要欺負人不要太過頭。得有人講這種話,做一個事情得有人,沒有人就顯得我們太怯了,太差了。

《名仕》:呵呵,話題似乎有些“偏”了,我們知道你“50而知天命”的時候知了什么?或者我(張亞輝,編者注)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把這個問題表述一遍,我今年29歲,我有一個女兒,很多事情我不敢做,就是因為我要考慮到女兒,這是不是一種自私的表現?

羅:不會的!因為你的品格會自然而然地在你小孩的身上延續,你的小孩對社會是會有影響的,你把她教好對社會是會有貢獻的。

《名仕》:所以你剛才說到愛,我想愛誰都有,不論你有沒有小孩你都有愛,如果你沒有小孩,你的愛會付諸給誰呢?

羅:我想唱歌的人首先應該把歌聲傳遞給聽歌的人。至于這個歌是否由你自己來唱根本就不重要了。應該只要聽歌的人有感觸,聽者有意。寫歌的時候,出來了,然后灌成CD去賣,《之乎者也》20年前就出過。我都有說過,文化有生命在,重要的是傳承。你看,你們采訪過的這些老將軍,我覺得很震撼的原因是什么?他們都很年輕過,都是從最基層的部門開始干起,然后……講最肉麻的一句話:愛國嘛,這不用講。他們也曾付出感情,他們也才會戴這些勛章,他們為了什么?我覺得有些話不用講,講出來就太肉麻了。所以我覺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,教育是一種傳承,你怎么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好,像學校里經常講,大陸也這樣講:“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”,“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”。這其實是很實在的東西,你只要把父母的生命傳承下去,我父親過世的時候,我自己想,我設法將自己解脫出來一些,只要我父親身上的缺點我少一點,我父親身上的優點我多一點,夠啦!他應該開心吧。

《名仕》:你覺得改變了你一生的人或者事是什么?

羅:最快的回答,假如說我現在在做演唱會、寫歌,我相信是我父親過世。我父親1998年過世,我當時在想一個事情,就是人的傳宗接代的事情,我父親傳給了我,我沒有這個負擔。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年紀,在這個時代,它不是巧合的。2年半以前,SARS過去有很大的改變,12年來我們這個都市那么大的轉變,這都不是巧合的。

《名仕》:有沒有想過為您父親寫首歌?

羅:我為我母親寫過歌,但我相信為父親寫歌會更難。他對我的影響很大,我6歲的時候他就教我談鋼琴,我走上音樂道路就是因為他。

比《美麗島》更美麗的

《名仕》:剛才你談到兩岸的關系有所好轉,你的歌好多內容涉及海峽兩岸的,你對目前的狀態怎么看?

羅:算是滿意,今年到目前為止算是滿意,去年很壞。我認為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,而且像《美麗島》這張唱片是去年11月出的,讓我很滿意的一點,它是出在臺灣最壞的時候,很多事情真假莫辨,老百姓講不出話來,各方面很復雜的情況。我相信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了。

《名仕》:您認為最好的時期,是不是因為連戰先生過來了,宋楚瑜先生過來了,郁慕明先生也過來了,都是些利好,預示著一個好的開始,大家可能比較認同,是不是有一種表象?

羅:你們看吧,以前雙方打得水火不相容,你死我活的,現在過來你覺得大家還需要打嗎?這種情況至少值得我們開心嘛!否則越來越沉悶,找不到答案,越來越狹窄,越來越封閉,越來越不溝通,現在這種情況多好!

《名仕》:你接下來的使命是繼續批判呢,還是出一張比《美麗島》更美麗的東西去歌頌呢?

羅:這樣講,假如說旁邊的音樂太多的時候,我就少寫歌;當抗議的聲音多了以后,我自己就會寫一些情歌,當不再抗議的時候,我就會站出來,我想追求一種平衡。

《名仕》:在這種情況下,你認為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好,在這個越來越好的過程中你打算做些什么?

羅:我想會繼續寫歌,但是自己的歌曲會變成什么樣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因為這個世界是不能保證的,我們不能保證這件事情一定會變成怎么樣,就像我不能保證說今天5點鐘暴雨就會來一樣,誰會知道“海棠”完了之后,又會有一個“麥莎”?我明年的音樂會是什么樣,我不能保證這個東西,我只能說我還會努力,矛盾的平衡嘛!

《名仕》:你最近幾年也經常來大陸,能不能談一談對大陸的觀感?

羅:車子在路上開,你會覺得北京這地方確實不錯,你們每天生活在這里可能不覺得,我覺得我特別能感覺就是“綠”,葉子很茂盛,每每是一大片,當然是說夏天。去長安大街兩邊看一看,葉子全都是向上的,這可能是北京1000多年的歷史上,從元大都開始,從來沒有過的,前所未有的。我1993年第一次到北京來,到現在剛好12年,12年比起1000年來講,只是一點點。在這樣一輪的時間里,蠻短的一個時間里,北京就有這么大的改變。建起了這么多的樓房。那一次我們在北京逛,一個朋友告訴指著一個4層樓告訴我,那是1955年蓋的,當時是北京最好的建筑。50年以前,北京最好的樓房是4層樓。

《名仕》:你的看法有沒有表面化?

羅:這并不是表面的,看起來很表面的一些東西,隱含了太多太多的意義在里面。我看到的北京最大的變遷里面,是市容風貌。它的綠色跟建筑物,要知道綠色跟建筑物相處在一起是不容易的。我想北京已經變成了東方世界的中心。西方世界的中心是華盛頓,對吧,現在是全球性的變局,不止是亞洲的,東方世界的中心,東京不算吧,要和華盛頓抗衡,東京不可能吧,東京不是,孟買不是,更不要提雅加達。這甚至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,加上我一開始提到的兩年半以前的SARS,這兩年半以來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

《名仕》:那你現在有沒有回家的感覺?

羅:隨著對這個地方越來越熟悉的話,就會有。12年以前,1993年我來北京錄音,滿大街都是灰灰的,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樣,要么是藍色的,要么就是黑色的、灰色的。樣式也絕少設計。現在你看,在我公司那邊,在華僑村,打開窗戶一看,塞車都停在那邊,大部分都是私家車。

《名仕》:在大陸有沒有什么不愉快的經歷?

羅:多少會有,但我就不講了。更多的還是很愉快的經歷,我舉個例子,今年生日是在北京過的,去年生日也是在北京過的,然后我會想,我其實不是一個喜歡過生日的人,怎么會突然過起生日來。我后來發現一點,借機行樂嘛,借我過生日讓大家都開心一點有什么不好呢。這個世界,昨天有爆炸案,今天有鏈球菌,雞又有禽流感,這還不夠,又來海嘯,然后又臺風,“海棠”完了還有“麥莎”。你還有機會和你旁邊的人,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一起開心,這有什么不好嗎?

《名仕》:你剛才一直在提到“聽歌的人”,很多媒體都把你的聽眾說成是60年代、70年代出生的人,據我們觀察可能不是這樣的,你自己是怎么想象自己的聽眾的?

羅:前幾天參加一個什么節目,好像叫《超級訪問》,兩個主持人,一個男的,一個女的。我以為他們是固定的觀眾,沒想到都是隨機請來的,我嚇了一跳,很多都是20多歲,我以為都會是些比較老一點的,他們真的太年輕了,而且我的歌他們也都會唱。

采訪過程中,大佑先生一直懷抱著一把半新的吉他,時不時彈上一段,手指劃過琴弦的聲音雖然破壞了音樂的完美,卻讓人感受到一種鏗鏘的力量。和他握手時沒有留心他小指上一個方形的綠色戒指,竟來去兩次被硌得不輕,他個人的棱角也有些像這個新添的戒指,會給公眾一些不期待的刺激。正是這些棱角和刺激,使得對于大佑這樣的歌者來說,“為誰歌唱”竟然成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。

(原載《名仕》,2005年9月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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